▲ 图片源自：中国建设报
随着现代城市的快速发展，城市的规模和复杂程度与日剧增，同时城市中的各种负面效应和“城市病”也大量涌现，严重影响着城市的健康发展。在空间层面上，良好的城市规划是解决“城市病”的关键，而准确地识别“城市病”是治理的重要前提。为此，建立一套包括“城市病”的现象、分类、本质和成因的科学识别和诊断体系，有助于对“城市病”的认识和防治。从我国乃至全世界的城市规划工作来看，城市规划理论和实践应用依然存在较为明显的脱节，这不仅制约了城市规划的科学性和有效性，也困扰着城市规划行业的发展。城市规划主要研究和实践的对象——城市，是复杂的巨系统，而城市规划工作所涉及的复杂利益关系又加剧了城市规划实践的具体性和复杂性，使得具有相对普遍性的原理知识看上去和具体问题有着很大的差异。因此，把规律的演绎过程系统化，形成一套应用城市发展的原理知识来对具体城市的具体问题进行判断的思想方法，是城市规划工作的客观需要。
诊断的概念源自医学领域，本意是通过对患者身体的检查来确定疾病状况或身体状态。诊断的核心基础有两个：一是针对具体患者的情况分析，二是对于疾病和人体运行本身的认识和规律总结，前者是“诊”的具体实施方法，后者是“断”的基础和依据。
具体到城市规划领域，城市诊断应该是一项在城市发展规律和现有城市规划理论的基础上，通过一定的分析检查方法，对具体城市或地区的运行状态和发展情况进行认知和评价，发现问题并找到问题产生原因的工作。城市诊断概念的提出以及城市诊断工作思想方法的构建可以说是一项既具有传承性又具有创新性的工作。
一方面，城市诊断一词并非新造，早在20世纪初期，现代城市研究和规划的理论先驱格迪斯就曾提出过“调查先于规划，诊断先于治疗”，事实上，体现城市诊断的许多思想和方法一直都存在于现代城市规划的理论和实践中，而目前规划工作中常见的现状分析、规划评估、城市体检、“双评价”等环节中也都无不体现着诊断思想。
另一方面，城市诊断这个概念没有被作为专业术语或者一项专门的工作提出来过，相应的城市诊断思想方法和工作体系更是缺乏统一的认识和系统的构建。因此，真正要把城市诊断的体系建立起来，还是一项创新而庞大的工程，需要政府、城市研究学者、规划编制人员乃至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
▲ 图 | 城市规划学科、城市规划方法与城市诊断的关系
现代城市规划既有的研究方法和理性思想是城市诊断植根的土壤；医学诊断学中的临床思维、循证思想和病史研究思想为城市诊断的思维方式提供了有效的借鉴；城市生命体理论为城市规划和诊断学思想结合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提供了依据；而“形流互动”的城市规划思想体现了大数据对于城市中的“流”精确量化的特征优势，为城市诊断的逻辑和实现路径提供了方法指导。诊断疾病过程中的临床思维就是将疾病的一般规律应用到判断特定个体所患疾病的思维过程。对于城市诊断而言，由于城市系统的动态性和复杂性并不亚于人体，而城市规划编制实践却往往套路固化，分析和研究的内容广而全，对于城市发展存在的关键问题判断却并不精准，借鉴临床思维，有助于提高城市诊断和城市规划策略制定的效率和精确度。
循证医学的核心思想是诊断等医疗决策应以临床研究证据为基础，传统医学主要根据个人或者高年资医师的经验，而循证思想强调以当前可得到的最佳临床证据作为决策依据，以求达到最佳的诊断和治疗效果。
长期以来，我国城市规划工作者对于城市的客观现象和规律认识不足，城市规划决策主要取决于领导意志、专家经验甚至“拍脑袋”，而不是依据系统诊断体系和科学证据。因此，循证思想对于今天的城市规划实践工作具有很强的借鉴乃至指导意义，遵循客观证据的城市规划决策在准确性、落地性方面都将有显著的提升，而城市诊断体系的构建也将有效地推动城市规划向循证和理性的方向发展。
医学问诊的一项重要内容是现病史的了解和分析，即本次患病的整个过程，包括发生、发展、演变和诊治的经过。病史分析在城市研究和城市规划实践中往往被忽略，而事实上这些“病史”对于准确判断城市问题的病因，进而制定具有针对性的解决策略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对于城市问题发展历史的忽略，一方面是由于历史数据的匮乏使得对城市发展状态的历史往往没有精确记录，另一方面是由于传统的城市规划实践缺乏基于“病史”的思维方式。
从现代城市规划诞生以来，诊断思想始终若隐若现地对城市问题的研究产生着影响，从关注问题的重点来看，现代城市规划对于城市问题的关注体现了两大趋势：一是从单纯关注物质空间要素逐渐转向物质空间要素和非物质空间要素两者并重；二是关注的问题从单一要素向多要素、综合、复杂问题转变。从研究方法及其背后的思想来看，现代城市规划诞生时期的研究多在文献资料和实地调研的基础上完成，往往重感官体验，问题细节深入具体，但对于宏观把握不足，对城市问题的分析和判断以感性认识为主导；而后随着时代和技术的发展，数据比较、数学模型方法依次加入到研究中，理性认识在城市问题研究中的作用逐渐增强。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数据对城市问题的描述也由传统的宏观概况发展到整体图景和细节刻画兼而有之，传统理性和感性的界限更加模糊，对城市问题的研究经历了感性主导到简单理性主导的过程之后，逐渐向复杂理性主导发展，这也为城市生命体的认知观和城市诊断体系的构建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和方法基础。城市诊断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隐含了把城市作为有生命的个体来看待的观点，因此在思想基础层面与古典城市规划及现代城市规划并不完全一致。事实上，城市作为复杂巨系统，其内部的复杂程度和运行模式与有机生命体确有许多相似之处，而把城市作为生命体来看待和研究的思想亦经历了较长时间的发展，为城市诊断的提出和构建提供了较为充分的支撑。
除了专业理论层面，把城市作为生命体的思想也体现在认知态度层面，只有当城市被作为独立的生命体而被尊重时，城市规划才能够正视其高度复杂的生命规律，寻求其复杂的生态理性，而在这个过程中，包括城市诊断在内的对待生命的思想方法和技术手段都将发挥重要的作用。根据城市规划工作中对“形-流”关系的认知和判断，可以分为 “以形定流”和“形流互动”两种不同的思想方法，前者绵延千年，影响至今，而后者更体现对人的重视，接近城市运行的本质。“形流互动”的城市规划思想为城市诊断的方法和客体提供了理论指导，城市诊断的对象不仅仅是城市中的形态要素，也包括了城市中经济、交通、信息、能源等大量要素流动的通畅和健康，此外还包括形态要素和流动要素之间的互动关系。
随着数据和技术的发展，在大数据支撑下建立相应的诊断标准有充分的可行性，这对于推动城市认知变革，建立城市诊断体系具有重大战略意义。近年来，大量城市规划师和学者使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移动互联网等工具对城市开展了前所未有的研究，并惊叹于大数据给城市研究者带来的全新视角。但是另一方面，无论是和整个大数据时代的技术洪流相比，还是从认识城市这个复杂巨系统的需要来看，目前所有的探索和实践都仅仅是迈出了第一步而已。因此，城市诊断未来发展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更加充分地发现和挖掘数据信息以及相应的分析研究方法，建立可比参考体系，结合实践为城市规划设计创造从数据收集到分析运用的完整技术链。
我国传统城市规划管理和实践采用的是“诊断”与“治疗”一体化的模式，偏重于规划决策和实施效果，但是对寻找问题、诊断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却相对缺乏关注。从这个角度来看，将城市诊断作为独立工作体系进行构建和实施，有助于将传统城市规划编制中混为一谈的“诊断”和“治疗”两个过程加以区分，实现城市诊断工作剥离出来单独、提前开展。这一方面可以明确城市规划的前置条件和指导依据，降低主观因素在策略制定和决策过程中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有利于促进专业细分，将各个系统的诊断工作交由更为专业的人员来完成，减轻规划编制人员在众多相关领域的知识技能压力。
从目前我国一级学科城乡规划学的内容及其下6个二级学科的设置来看，实际上更为偏重对城市问题的干预和解决手段，即“治疗”环节，而对于“诊断”环节则有所不足。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构建城市诊断学对于城乡规划的学科体系也是有效的补充。当然，学科的建立是思想和实践逐步累积的过程。人类医学实践中的诊断思想几乎可以追溯数千年，而现代诊断学的基本成形则要到19世纪后，随着叩诊法、听诊器以及体温、血压测量等手段的推广普及才逐渐走向系统和成熟。因此，从城市诊断思想方法的梳理和工作体系的探索到城市诊断学的系统构建之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幸运的是，近年来“大智移云”等技术高速发展，为观察、认知和剖析城市问题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和方法，城市诊断的“体温计”、“血压计”乃至“X光”、“核磁共振”已然进入实践，城市诊断学的构建和发展正迎来前所未有的优越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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